四川新聞網-首屏新聞成都12月16日訊(記者 何佳欣)12月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實驗室,從清代寶川局遺址考古現場出土的坩堝、銅幣等文物已經開啟實驗室研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楊穎東副研究員也是冶金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只見他戴上手套,抱起一個從考古現場出土的坩堝,進行了容積測量容量測定,又對出土的錢幣進行了成分檢測。

       “經過檢測,這些錢幣里沒有錫的成分,主要是銅和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黃錢;而清代錢幣如果含錫,就是通常所說的青錢。”楊穎東拿出一枚南北朝時期的五銖錢,也就是含錫的青銅錢,現場展示了含鋅錢幣與不含鋅錢幣的區別,含鋅的錢幣色澤黃亮。“鋅的冶煉比較復雜,其始于明代,清代用鋅參與錢幣鑄造,所鑄錢幣從色澤、硬度、耐磨性方面都有明顯提高,也同時顯示了古人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

       楊穎東說:“通過容量測定,我們可以推測,像這種大坩堝,一只最多可以容納45公斤銅液,可以鑄造一萬兩千余枚乾隆通寶;而一只普通坩堝,最多可以鑄造4000余枚乾隆通寶,這是指理想狀態下,而現實中,應該小于這個數目”

       楊穎東拿起一只在考古現場出土的破損坩堝,里面有一些沒有成型的錢幣,這些就是廢品,由于銅原料很寶貴,往往會將廢品投入坩堝重新鑄造。

       據清代寶川局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唐彬介紹,清代寶川局遺址發現于人民中路一段西側,與人民中路一街之隔就是東華門遺址。該遺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中發現的,經報國家文物局批準,2022年春節后開始發掘。

       經過為期2個月的考古發掘,清代寶川局遺址揭露遺跡有窯爐30座、爐房6處、方池6座及排水溝3條,同時出土了數量眾多的坩堝、煉渣和錢幣,錢文可辨以乾隆通寶為主,另有少量嘉慶通寶。

       唐彬介紹,清代寶川局遺址出土窯爐平面呈狹長方形,為平地向下開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窯爐較深,后期窯爐較淺。窯爐由火塘及爐室兩部分構成,爐室為熔煉銅液所在,溫度極高,爐磚殘留部分流化跡象,周邊有明顯燒土痕跡。兩座窯爐一般火塘相對,兩兩成組,周邊砌磚圍成爐房,部分爐房在后期因增修窯爐有所擴建。

       窯爐內豎向裝填多枚坩堝,坩堝呈炮彈狀,口大底小,高30~40厘米。遺址發現大量坩堝,部分坩堝填埋整齊,并有木板遮蓋;部分坩堝用于排水溝,或鋪設于溝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條排水溝。

       爐房及窯爐主要位于遺址東西兩頭,中間地段由多道隔墻隔開,中間分布6個方池,方池內填土發現大量瓷器及部分澆筑后的錢幣及錢樹,可能用作蓄水。西側爐房一線發現多條小路接入爐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見燒土及煉渣等痕跡,可能其西為辦公區。

       唐彬認為,該遺址東臨人民中路,北距西御河沿街約100米,從清代光緒年間地圖可見位于原清代貢院西北,結合發現窯爐、坩堝及大量銅錢表明此處應為清代寶川局鑄錢遺址。從部分清洗錢幣統計,乾隆通寶占絕大比例,另有少量嘉慶通寶。推測該區域遺址鑄錢活動主要在乾隆年間及嘉慶前期,至嘉慶后期已廢棄。遺址出土瓷器也多呈現清代中晚期特征。

       唐彬介紹,寶川局為四川地區清代鑄錢機構,文獻記載寶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開鑄,至乾隆年間(1736-1796年)共有鑄爐40座,供地方養官、兵餉、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鑄于成都府前狹地,后移至貢院西空地,乾隆年間曾在此兩次大規模擴建,修建爐房、挫磨房、庫房等建筑,并因銅礦不敷額用,間或停爐減卯。反復開爐及改擴建活動,造成遺址同一爐房內多個窯爐之間的早晚關系,甚至窯爐擴建至爐房外,并拆除圍墻等現象。鴉片戰爭后,白銀大量外流,銀貴錢賤,銅價高昂,至光緒三十年寶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機器局鑄造的銀元及銅元流通市面,寶川局原址改作勸工局。

       楊穎東副研究員表示,通過對寶川局冶鑄遺跡和遺物實驗檢測,發現了寶川局鑄幣的特征:錢幣主要由銅和鋅元素合金而成,銅鋅比接近1:1,同時含少量鉛,所鑄錢幣為黃錢,錫元素沒有參與鑄造,所以并非青錢。這是該時段產品的特征。另外從鑄銅原料、鋅錠、大量坩堝、30座爐子、各種功能用房、生活設施等遺跡和遺物,反映錢幣冶鑄要素齊全,非常完整的體現了清代寶川局錢幣鑄造及管理全過程。寶川局遺址規模宏大、遺跡清楚、遺物豐富,體現了官方組織管理的特征。

       唐彬表示,清代寶川局遺址分布面積大,窯爐及附屬設施數量多,布局結構較為清晰,出土錢幣豐富,為復原和研究清代寶川局的建置沿革、功能區劃與布局、鑄幣工藝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歷史風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貴的重要參考材料。寶川局錢幣廣泛流通于全川各地,遺址發現的乾隆通寶多保留鑄幣過程中留下的翻砂、澆筑錢樹等痕跡,是研究清代鑄幣工藝流程的難得實物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