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30日以來，來自北京和四川的考古、歷史、人文、藝術和藏文化等多個領域的10余位專家學者組成科考隊一路深入甘孜州北線，正在對康定、道孚、爐霍、色達、甘孜、石渠、德格、白玉和新龍開展為期近半個月主題為“絲路甘孜·康藏秘境”的專家科學考察活動。

       此時，科考隊已歷經康定、道孚、爐霍、色達、甘孜、石渠六縣，行程過半，科考隊已發現多處與南絲路息息相關的甘孜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信息。此次行動，甘孜州乃是在全省率先主動融入和推動“絲綢之路南亞廊道四川段”建設之舉，也是在省委省政府指導下，全面配合做好“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于西藏工作的戰略部署上來，緊密結合實際抓好各項任務落實，不斷開創四川涉藏工作新局面”的貫徹執行工作。

       途中，專家學者不斷被甘孜州豐富多樣的歷史人文和廣袤磅礴的景色所吸引、震撼……迄今為止科考行程已過半，回溯科考隊已走過的路跡，本文梳理“絲路甘孜”科考隊行過六地科考所獲。未來幾日，科考隊還將對德格、白玉、新龍繼續進行科考。

       遺落在康定“南絲路”的故事

       曾被稱為“打折多”“打箭爐”的康定市，不僅是茶馬古道重鎮，更是“南絲路”上貿易、文化、經濟等信息交匯、融合、碰撞之地。

甘孜州博物館館藏——虎皮帳篷

       在甘孜州博物館，科考隊被這里的鎮館之寶所吸引，這是一個由百張虎皮和豹皮、水獺皮等制成的有四百年歷史的虎皮帳篷。帳篷上下部位，圍繞鑲嵌著多達15800多顆不同造型的白色海貝。科考專家們仔細觀察帳這些遠道而來“外來貨”，探討分析當年“南絲路”上在此的貿易往來和人文故事。

       此外，科考隊還在甘孜州非遺館和塔公寺查看了收藏的絲綢實物和絲綢唐卡。專家仔細辨認幾幅絲綢唐卡，認為皆來自十九世紀。除了絲綢唐卡，專家還發現一些出土的銀器明顯和中原類似。作為此次科考行動的起點縣，康定豐富的絲路文化和絲路文明遺存開啟了專家科考隊深入探索和考察絲路甘孜的濃厚興趣和決心。

       道孚漢文題記木板再現民族緊密融合

       在道孚，科考隊有了“絲路甘孜”科考的重要發現——漢文題記木板。

       8月31日下午，“南絲路”科考團翻山越嶺抵達道孚縣協德鄉泰寧古城。在清初到此經商的山陜籍商人所建的漢式建筑關帝廟遺址附近居住的居民，為科考隊特地拿出了幾塊木板和幾塊木柱，在木板拼湊的過程，“萬家生福”字樣呈現出來，仔細辨認，木板左側刻有“恩憲 西翁公祖大人武德 軍門老大人陳”幾行字，右側上書殘缺字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落款顯示為“眾街民等叩建”的漢文信息。木柱則呈現精美的魚、龍等紋刻。這個科考實物的發現，豐富了“南絲路”漢藏民族交融元素。

       從事地方人文與歷史、地理和非遺項目挖掘與保護等研究的學者表示，泰寧古城是商品流動和駐軍守邊產生的民族遷徙帶來民族交融的一個縮影。關帝廟遺址顯示其按照漢地規制修建，但它又借用了格薩爾王的傳說和形象，融關公與格薩爾于一體，既顯示出民間商貿交流和民族遷徙流動在當地的變通適應，也顯示出漢藏文化歷經歲月磨礪的融雜一體。經專家考察，此處關帝廟墻體的夯土形態及構成和同在此地的土地廟各異，顯示二者建造年代不同。推測土地廟早于關帝廟出現，年代可能與年羹堯駐軍筑城大致同期，為所駐漢軍所用。關帝廟則晚很多，更多為商賈和稍后定居此地的漢族人所用。

關帝廟殘墻

       科考團研究地方歷史和藏羌彝走廊的專家推測，泰寧作為康定西來第一城，是元明時期重要的軍事、經濟重鎮。陜西人自元代隨忽必烈軍隊入藏。他們在泰寧經商，屯墾，興街設市，發展生產，也將陜西關帝信仰、飲食習俗（花饃饃）及語言等帶到此地。后年羹堯筑土城，遂成為軍事城堡。隨著漢藏民族交往交流和局勢安定，其城軍事功能漸被城鎮功能取代，大批屯墾士兵轉為民戶，民族交融密切，有了縣城的規模，所以又設置了縣衙、土地廟及城隍廟等公眾空間。

       爐霍出土海螺海貝引關注

       科考隊在甘孜爐霍縣，發現了更多絲路信息。有“石棺葬王國”之稱的爐霍縣境內，石棺葬多達25處。1984年，爐霍縣修建卡薩湖水電站時發現迄今為止最大的石棺墓葬群，共發現275座石棺墓，發掘海螺、海貝和珊瑚等文物千余件。相關部門初步推測為春秋戰國墓葬群。而在當地晏爾龍村發現的石棺葬墓群，共出土石棺葬12座，隨葬品有海螺、海貝和石器、骨器、綠松石等，測定為商周時期墓葬群。

       海螺海貝這些海洋的產物，在幾千年前，可以千里迢迢來到這雪域高原之城。背后所承載的正是當年南絲路賦予的契機和條件。

爐霍卡薩湖絕美風光

       在爐霍，專家科考隊還對推測出現于唐宋時期的呷拉宗茶馬古道冶煉遺址進行考察。當地傳說,文成公主進藏前抵達唐蕃古道鮮水河河谷的隘口驛站休整，皇家送親馱隊修復了損壞的鐵器物件。修復之地即有了文成公主御賜地名呷拉宗。另說呷拉宗因霍爾國知名鍛造金銀銅鐵的巧匠與統領者曲太杰布而得名。在現場回填的遺跡處，專家們仍能看到因鐵而呈紅色的碎石片。

       關于色達商貿通道思考和探討

       9月2號下午，科考團抵達色達縣。在一戶居民家中發現該家族收藏的多種“外來品”：紡龍織鳳各種花色的絨毯、類似坎肩樣精美拼接絲綢的上衣和絲綢濾水壺、清代或民國的茶碗、泛黃的大海螺、小巧的象牙秤，龍紋鏤空銀壺等。這些藏品或彼時當地做不出來，或來自中原，或來自遙遠的印度等地。收藏這些東西的老者說這些老物件是家族幾代人留存下來，其家族很早就開始從事商貿生意，家中所藏物品很多明顯是當地沒有或無法制作出來的。

       此外，科考隊還在當地寺院發現收藏有三百多年的漢族樣式的袈裟、景泰藍碗、系著絲綢的海螺等。

       科考專家與當地民俗專家等人就色達的商貿、文化、歷史、旅游等話題展開對話座談。色達民俗專家稱，當地人有喝“北茶”還是“南茶”的說法，茶葉、絲綢本地沒有，卻在生活、貿易等方面出現。

       專家表示，“有絲綢不一定是絲綢之路，但可以此為切入點進行深入探查。”通過找尋色達特色的生態、民俗、文化等資源并集合起來，帶動旅游、文化、經濟等方面的發展。

       甘孜縣現多處重磅絲路科考發現

       在甘孜縣呷拉鄉，在科考隊對一段約三四百米的低矮黃土墻考察后，與兩位研究本地民俗和文化遺存多年的當地人士達成初步共識，推測其為古代城墻遺跡。

       更加驚喜的是，在當地德貢布寺(漢人寺)，寺內一層有五六十根立柱，二層有天井和回廊等，頂部為斜坡和梁架結構，種種細節顯示此寺或為漢族建筑元素與當地建筑元素相結合的產物。同時，該寺一塊掛著刻有“乃應來歆”，為清軍將士所獻，落款為清代乾隆年四十二年（1777年）的黃字黑底木匾，更充分證明了該寺在清代曾出現過多民族交融交流。在很多與此地相關資料里都出現了“商貿”二字。

       科考專家說文獻里記載，此寺于元代修建，因為和元代帝師八思巴和國師膽巴等相關，其寺名中的漢，可能是“汗”字相通的叫法。此寺因三個很重要的點讓其顯得相當重要，一是匾額題字，二是寺名，三是梁架結構。無論是唐蕃古道、元代的驛站，還是茶馬古道，都顯示這里曾是交通、政治、文化、商貿的中心，且都與相關記載吻合。

石渠縣多地都發現古代石刻棋盤

       此外，當地仁果鄉和來馬鄉，這里發現的石刻棋盤格紋隱約可見，溫泉仍能見到當地居民在使用。學者解釋棋盤是商隊歇腳時游戲所用。石棋盤、溫泉、古道等都與甘孜縣經商者甚多，乃與“四方商賈云集和八面貨物集散之地”的相關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亦為甘孜縣作為甘孜州境內南方絲綢之路商貿重鎮的真實寫照。

       石渠摩崖石刻巖畫群再現民族交融史

       9月5日與6日，“絲路甘孜·康藏秘境”科考團對四川省甘孜州石渠縣幾個鄉的摩崖石刻巖畫進行了考察。幾處石刻題記以多角度多場景特色，將民族融合刻進了歷史。

       洛須鎮“丹達”溝內吐蕃時期約公元826年左右的作品——照阿娜姆摩崖石刻，高約28米。據悉，該石刻造像有敦煌吐蕃時期壁畫的波羅藝術風格，造像側刻有“楊二造佛也”的漢語題字，清晰可辨，應為當時的漢族工匠所留。科考團專家表示，“楊二”的漢文題記體現了多民族文化融合。

       據了解，入選“中國2013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石渠石刻，數量多，有600多處（個），且題材豐富、價值高、保存狀況良好，為南絲路或唐蕃古道考證提供了實物佐證資料。多年進行實地考察的當地學者認為，石渠是文成公主出川入藏過程中停留休憩和必經之路，無論南絲綢之路、唐蕃古道或茶馬古道，石渠都是多民族交流、商貿者必經的重要節點。

       此外，科考隊還對石渠舉世聞名的兩處歷史人文點——格瑪尼石經城和巴格嘛呢石經墻進行考察。這兩處歷史人文點讓科考隊成員為之震撼，探討分析其因處于川青藏三省交匯處，古道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作為古道上的特殊建筑，為進藏或出川的來往旅人提供了一個休憩、中轉和朝圣祈福所在。對于古道與石經城、石經墻出現時間是否相近，在當時狀況如何，均需進一步深入探查考證。